唐代是中国前所未有之强盛时期，这一时期万国来朝，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商业交流十分频繁，大唐也是许多外国人心中的天堂，这样的一个泱泱大国，理应是国泰民安兵强马壮。

　　但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唐代的统治者，那就是唐朝有十分严重的逃户问题。所谓“逃户”就是今天所说的，没有户籍的黑户，这些黑户不用再向国家交税，服兵役，劳役，宛如国家的幽灵一般。

　　诚然，“逃户”这一现象贯穿于整个中国的封建王朝，并不是唐代所独有的，但“逃户”和强大的唐朝却显得格格不入，这一现象也最终成为压垮唐朝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　　为何在繁华的盛唐背景下，百姓依旧会大量逃户？难道强如盛唐，民生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吗？那么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况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呢？

　　对靠地吃地靠天吃天的农民来说，天灾尚可忍痛挨一挨，毕竟也有顺风顺水的年头，也有不断丰收的年头。可是土地是他们唯一的饭碗，最离不开的便是脚下的这块黄土地。

　　在唐初统治者便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因此采取了租庸调制度，也就是以北魏的“均田制”为基础，来改善人地冲突。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，称做租；交纳绢二丈、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、麻三斤，称做调。

　　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，这称做庸，总体而言，“纳绢代役即为庸”，也叫“输庸代役”。这样的政策使得百姓有田可用，赋税的压力也变小了。使得人人有地可用，在赋税上也吸取了前朝的教训，在人们有田可耕的情况下，缴纳税款，也不算难事。

　　但最初制定租庸调的统治者，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个政策的弊端。随着朝代的发展，人口不断增多，僧多粥少，公家已经拿不出足够的田地分给农户，租庸调的优越性也就荡然无存。

　　并且随着土地兼并，许多农户迫于豪权贵的威势只得出卖自己的田地，甚至是被权贵利用强权直接夺去，农民们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土地，变成了佃农依靠世家豪族生存。

　　虽然失去了田地，但需要缴纳的税款却丝毫未减，而那些拥有巨量田地的权贵却因为特权可以免税或者合法规避税款。这使得农户的压力不断增大，人地矛盾不断被激化，直到无以为继。

　　从《旧唐书》这短短的几个字，就能看出当时底层民众的生活之艰苦：民户家道悉破，或至逃亡，剔屋卖田，人不为售，内顾生计，四壁皆空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要不选择出家当和尚达到免税的目的，要不只能选择逃亡称为黑户。而寺庙毕竟也不是任意可以进入的，所以逃户的问题日益严重根据《唐六典》所记载：逃户者，王役不供，薄籍不挂。就是说逃户的人能免去交税纳款以及向国家服役的义务。

　　安史之乱后唐朝政策混乱，国家失去了有效控制户口和田亩户籍之类的能力。土地兼并越来越剧烈，贵族的胃口越来越大。底层人民更是被各种剥削，土地买卖更加猖獗纳税名目更加繁多，人们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大山，选择逃户也是生计所迫下的无奈之举。

　　古代的中国和灾害从来都是相生相伴，由于不能够像今天一样修筑大坝蓄水泄洪，古时候的旱灾，水灾极易发生。

　　人们也没有先进的手段去贮藏食物，因此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往往民不聊生，食不果腹，造就了大量逃亡的灾民。

　　在拥有五千年的华夏农耕文化史中，农耕土地受到了各种各样自然灾害的侵袭，因此即使是国力强盛的唐朝也是灾害频发，一旦灾害发生就会产生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，这是人力所无法控制的。正如古人所云：“从古至今，将近四千年间，几乎无年不灾，也几乎无年不荒。”

　　自然灾害发生时期，生产力大大下降，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也几乎处于歉收状态。从隋唐宋时期灾损面积和粮食产量受到的影响看，每逢灾年根据灾害的严重程度，粮食生产的波动幅度大概可以分为0.5～1％，2.5～5％，5～10％。

　　可以看出无论大小灾害，对灾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隋唐时连年灾害，歉收绝种这样的事情更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普通百姓身上。在小农经济下，人们往往指着自己的粮食去缴纳税款，一旦粮食歉收，不但吃不起饭更是缴纳不出税款。

　　并且由于后期土地不断被兼并，农户们更是失去了自己的收入来源，却仍需不断缴纳税款，底层百姓苦不堪言。

　　从《唐律疏议》中可以看到老百姓不能履行义务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：人有课役，谓或有课无役，或有役无课……一日笞三十，十日加一等，罪止徒三年。

　　在这种动辄被处罚的情况下，大量的流民出现，他们变成帝国的幽灵，仿佛就像是不存在一般，不再缴税纳款，过起了流窜的生活。

　　陈子昂《上蜀川安危事》就说:“今诸州逃走户,有三万余,在蓬、渠、果、合、遂等山林之中,不属州县,土豪大族,阿隐相容”。

　　在人丁稀少的古代，三万余口已经是十分巨大的数字，可以看出逃户问题的严重性。而这种情形还是发生在国力鼎盛的武则天时期，更是让人无法想象。而安史之乱过后，这样的情况更加糟糕。由于中央政府的威力大大下降，中央集权的效力已经减弱。

　　各地军政长官为了敛财养兵，更是巧立名目收取各种各样的税款企图榨取更多的民脂民膏，且无需获得中央的批准。在乱世之中，食不果腹，环境动荡，人们又受到如此欺压，选择逃户也是实在毫无办法的下下策。

　　由于租庸调制度的弊端，只适用于人口稀少刚从战乱后恢复的初唐，而随着人丁的壮大，每户所分到的土地越来越少，出现了大量逃户。

　　在武则天时期甚至出现了“天下户口，亡逃过半。”可悲的场面，从旧唐书就能看出这样的流民在唐朝严重的情形。

　　由于逃户都是从户籍地向其他地方逃窜，武则天实行了括户政策，用较为柔和的政策，吸引了一部分人返乡，同时也承认了逃户在异地的财产，允许他们就地落户，朝廷甚至可以免去一两年的课税，重助其生产，这样的政策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

　　由于人口密度的增长，许多地区的土地已经不够使用，武则天采取了徙狭乡就宽乡的政策，迁徙了一批人口，到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开垦。

　　她将十万关中地区的农户，安置在洛、怀等地，对迁移的农户给予优惠政策，三年之内不服徭。这样一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，人地矛盾。

　　同时对强取豪夺的贵族也给予了一定的处分，没收了一部分土地，归还了一部分土地给民众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，各地贵族都有所收敛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。只是由于世家豪族盘根错节，终究是难以根除。

　　到了玄宗统治时期，恰逢盛世，唐朝的人口达到了新的顶峰，这又使得土地问题暴露在日光之下，加上贵族的强取豪夺。唐朝的逃户问题又一次成为君主的心头大患，面对税收的不断缩水，以及国家劳动力的不足 ，李隆基急需人才帮自己解决眼前的问题。

　　而时任八品县主薄的宇文融将这一严峻的问题上表李隆基，他立刻受到李隆基的重用，开始进行人口普查。

　　经宇文融等人括户扩出来的就多达八十万余户，可见逃户的人口之众人数之多。同样采取了较为柔和的政策，鼓励逃户自首并减免相对应的课税。

　　鼓励各地承认客户，逃户就地入籍而非遣返原乡，承认了他们在当地的财产和田地，但过期不自首者的逃户则会发配边疆，这一套组合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逃户的问题。

　　从李隆基对官员的破格任用，以及一系列刚柔并济的政策，可以看出李隆基试图从根本上结束逃户的问题。

　　只可惜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，逃户问题再度严重，而后续的统治者只能勉强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，再无力去管控逃户这一现象，此后农民起义不断，唐末各地硝烟四起，繁华盛世也被其掩埋吞没。

　　在封建王朝逃户永远都是统治者的心头大患，大多数统治者同样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期望彻底整治逃户的问题。

　　但许多措施例如调整税率，调整土地，对逃户者采取惩罚措施或者是采取较为柔和的方式，但大都只是治标不治本只能在一定时间内起到效果。

　　但究其原因是由于封建王朝的阶级对普通民众的剥削，不仅有赋税的压力更有土地兼并的重创。而土地兼并本身也就是封建王朝中不可避免的现象，因此逃户这一问题在封建王朝中不可能得到真的解决。

　　而统治者因为自己的阶级，并不能彻底为普通百姓清除这些障碍，百姓一直受到权贵的欺压却反抗无门，所以往往在王朝的最后，各地起义的农民变成了压垮一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