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广泛介入基建业务，增信几乎全都绑定政府信用，如今却不再盯住政府信用。这一转变让程平深感意外，但又觉得在情理之中。他觉得，这些变化得归功于27号文。

　　时间回到一年前。2018年8月，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》(中发〔2018〕27号，简称27号文)印发。该文件以密件的形式下发，外界并不清楚具体内容。但没有人会否认，该文件已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、金融机构的投融资行为，甚至将重塑中国的信用体系。

　　“27号文最大的特点是党政同责，震慑力空前，执行也不错。地方政府也紧绷着一根弦，金融机构在融资的时候都在考虑是否合规。”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张宇表示。

　　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，27号文印发后，融资平台的新增融资明显减少，项目融资更注重现金流而非政府信用；融资平台的整合转型大规模开启，公益性资产从融资平台剥离。多位地方投融资人士还指出，27号文首度允许资不抵债的融资平台破产。这些措施都将促使融资平台与政府信用切割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隐性债务并非政府债务，但由于地方政府的担保、财政兜底，隐性债务和政府信用又有关联。“隐性债务化解后，这一细微的关联就会切断。那时政府的债务归政府，企业的债务归企业，成熟的地方债市场就可以建立起来。”中部某省份省会城市城投公司负责人表示。

　　在地方投融资历史上，2010年的19号文(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)、2014年的43号文(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)都备受关注。仅从字数来看，19号文不到3000字，43号文约4000字，而27号文则超过1万字。某种程度上，这说明地方债问题越来越复杂，涉及的面也越来越广。

　　从效果来看，19号文控制住了平台贷款的增长势头，但以信托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向融资平台继续“输血”。43号文后，地方政府融资转向政府购买服务、PPP、专项建设基金等。这些融资方式需要政府回购，绑定了政府信用，地方债再度膨胀。

　　在市场人士看来，这期间有时因为“稳增长”的需要，监管部门也放松了对地方债的管控。因循惯例，27号文印发后地方政府也在观察政策是否会出现回调。

　　“刚开始还憧憬着政策会大幅放松，像原来2010年、2014年一样。但是现在看，这次决心下得很大，隐性债务的处理不会再走回头路。” 前述中部省份省会城市城投公司负责人坦言。

　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去年8月以来基建投资增速一直低于5%，而GDP增速则从去年二季度的6.7%回落至今年二季度的6.2%。这期间，隐性债务管理虽有放松，但管控一直从严。

　　前述中部省份省会城市城投公司负责人表示，以前地方债管控无论如何严厉，文件下发后都在研究如何规避，也能想到一些模式，比如43号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规避。但27号文印发后，“我们研究来研究去，只能用专项债”。

　　“以前城投公司背靠政府信用可以无限融资不缺钱，拥有‘无限开火权’，而现在即便有项目可能也难以融资，甚至一些项目还要被裁撤。”他说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此前的地方债监管中，监管部门致力于管控融资端，但管住了平台贷款，非标起来了；管住了非标，政府购买工程建设的方式被广泛运用。27号文则同时从融资端、项目端入手，可谓“釜底抽薪”。

　　华南某省一地级市财政局人士介绍，因为当地隐性债务规模较大，2018年以来政府性投资项目大规模调、停、缓、撤，该市基建投资增速持续下滑，今年上半年增速甚至是负的。

　　程平介绍，27号文后当地没有增加隐性债务。有人出主意，将公益性项目包装成市场化项目融资，但他们不做。因为包装成市场化项目，将来如果没有实现项目收益平衡，肯定会被追究公司经营责任，所以没有包装融资。

　　在程平看来，虽然基层基建需要大量的资金，但是任由债务无序增加，会带来系统性风险。27号文踩住了隐性债务高速增长的“刹车”，但另一方面地方财政金融资源更加捉襟见肘：一些地方财政仅能维持运转和基本的民生支出，没有资金投入重点工程。此外，一些平台公司无法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偿债，还本付息异常困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