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文学情境容不得让叙事能够深层次展开的灰色地带，一切都必须黑白分明。虽然主题是为受害者伸张正义，但受害者却被扁平化为等待屠宰命运，悲惨而模糊的脸谱。

　　耶霍舒亚说，这些故事里只有“指责者和杀戮者，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冲突。但它并未处理犹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”。

　　一部小说遗失了它的主体，让最重要的角色沦为叙事的工具，尤其对于以人道主义为底色的大屠杀文学而言，可以称得上糟糕。

　　五六十年代以来，大量东欧犹太人迁入以色列，由于与本土居民之间的文化裂缝，他们在社会中并未得到友善的对待和接纳。

　　这不仅要求以色列作家要将习惯于凝视过去的目光放回当下，还要求他们“忘记”作家的身份，忠实地投入观察者与思考者的行列中。

　　“我发现，描写作家的写作已成为许多现代作家的主题，可我认为这是个虚弱的信号。作家不应绞尽脑汁地问自己：下本书要写什么主题，该如何更新自己。”

　　“移居者的主题如今开始得到出自原社区的作家的详细描写。民族化的写作更加本土化。我认为，尝试或假装尝试为整个社会发声的作品会越来越少，处理特定群体经验并深入挖掘的本土化写作会越来越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