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作相，奉系元老，忠厚老实，却缺乏魄力；杨宇霆，奉系军队的总设计师，智谋过人，却野心勃勃；张学良，张作霖的长子，年轻气盛，却继承了东北军统帅之位。

　　张作相，老黄牛似的性格，虽然忠心，却难以驾驭复杂的局势。而杨宇霆，这位留学日本，精通军事战略的能人，在奉系军阀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　　他一手打造了奉军的精锐之师，为张作霖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张作霖生前对杨宇霆信任有加，甚至多次叮嘱张学良要倚重这位军师。

　　私下里，他直呼张学良的乳名“小六子”，公开场合也常常对张学良的决策指手画脚，甚至带着嘲讽的意味。这种轻蔑的态度，让张学良心中积怨日深。

　　更让张学良难以容忍的是，杨宇霆在军中拥有极高的威望，他的意见往往凌驾于张学良之上。杨宇霆不仅在军事上掌控着大权，还在东北的经济命脉——铁路系统中，逐步建立自己的势力，试图架空张学良的权力。

　　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成立，成为了导火索。杨宇霆推荐自己的亲信常荫槐担任督办，此举意图明显，就是为了掌握东北的交通命脉，巩固自己的势力。这无疑是赤裸裸地挑战张学良的权威。

　　张学良的忍耐，终于到了极限。他清楚地意识到，如果不解决杨宇霆，他少帅的地位将岌岌可危，奉系内部的权力斗争将持续下去，甚至会影响到东北的稳定。

　　然而，杀杨宇霆并非易事。杨宇霆在奉军中的地位崇高，贸然动手，很可能引发军中哗变。张学良犹豫了，他彻夜难眠，徘徊在抉择的边缘。

　　这时，他的妻子于凤至提议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。这是一个看似荒诞，却又能解开他内心纠结的方法。他抛了六次，结果都是正面。

　　张学良不信迷信，但连续六个正面，让他心中产生了莫名的不安，仿佛冥冥之中，有某种力量在指引他。

　　最终，张学良做出了决定。1929年1月10日，他以讨论铁路事务为由，将杨宇霆和常荫槐召到帅府。

　　东北的外交局势迅速恶化，日本对东北的侵略野心更加肆无忌惮。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，东北沦陷，这与杨宇霆的死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　　张学良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，曾说：“杀杨宇霆之前，我不信命；杀杨宇霆之后，我不得不信。”这句话，饱含着他的悔恨与无奈。

　　这枚硬币，成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张学良与杨宇霆的故事，是民国历史上一段充满悲剧色彩的传奇，它警示着我们：权力斗争的残酷，以及命运的不可捉摸。 历史的走向，往往因为一个人的选择，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　　张学良晚年曾多次回顾自己的一生，他明确表示，此生最不后悔的是发动西安事变，因为这一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，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。然而，他最后悔的事情是1929年在老虎厅下令处决杨宇霆。杨宇霆是张作霖的得力干将，但因与张学良在权力和理念上存在冲突，最终被张学良处决。这一事件让张学良深感遗憾，他晚年反思认为，当时的行为过于冲动，未能充分考虑杨宇霆的价值和影响。

　　毛泽东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客观而中肯的。他称张学良为“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”。这一评价既肯定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重要贡献，也指出了他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遗憾之处。

　　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的关键转折点。他与杨虎城发动兵谏，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，这一行动直接促成了国共合作，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。毛泽东认为，张学良虽然在九一八事变中存在失误，但他最终选择了正确的道路，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。

　　此外，张学良晚年也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人格魅力表示钦佩，认为毛泽东是“天生的领导者”，并对其在长征中的表现赞不绝口。这种相互的尊重和认可，也反映了两位历史人物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共同担当。